学界已有人注意到这一现象。有学者认为，“红地五星旗”最早见诸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提交大会讨论的关于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四个决议草案》”，而1950年以《四个决议案》为标题公开发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中再次使用了这一名称，即“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并且1983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新华社重新发表一届全国政协关于国旗的决议和新华社关于国旗图案意义的答读者问》中写道：“重新发表的决议所根据的是1950年《政协纪念刊》上的《四个决议案》”，“‘红地五星旗’的错误被许多权威史书和教材、网站沿用，以讹传讹延续了20多年，其源盖出于此”。还有学者根据会议记录，认为是在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将“红地五星旗”改为“五星红旗”的，但没有给出更详细的解释。事实上，以上讲法均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拟根据档案文献资料、口述回忆史料和音像史料，考证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名称方案的演变历程。
就目前资料所见，“红地五星旗”最早出现于1949年9月27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关于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四个决议草案》（以下简称《四个决议草案》）手稿，后排印成为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四个决议草案》，并于同日经会议通过。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以下简称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今北京）举行，准备建立新中国。新政协筹备会下设的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六小组组长为马叙伦，副组长为叶剑英、沈雁冰，成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等13人，秘书为彭光涵。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开幕后，又成立了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方案审查委员会），仍由马叙伦任召集人，彭光涵任秘书。
在上海的曾联松看到了这则启事后，以红色为底色，将一颗缀着斧头镰刀的“黄金色巨型五角星”和“四颗黄金色的中型五角星”置于画面左上角，设计了国旗的图案。不过，当时曾联松并未命名这面旗帜，而是称呼其为“国旗”。但从他手书的“国旗的意义”和“国旗的制法”中，可以窥见“红地五星旗”之名的由来。在“国旗的意义”中，曾联松表示，整个图案为“中国国旗为红地，上缀黄金色的、带有斧头镰刀的、光明的巨型五角星一颗及黄金色的灿烂的中型五角星四颗”。在“国旗的制法”中，曾联松又强调：“旗面为红地”，“五颗五角星均为黄金色”。可以看出，对于这面旗帜的标志性元素，曾联松主要强调了“红地”“五角星”和“黄金色”。换言之，虽然“红地五星旗”之名还没有正式形成，但早已暗含在设计方案的说明之中。
1949年9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分成11小组，对国旗图案、国都、纪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但分歧较大。为了解决问题，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协商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周恩来、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正是这次座谈会深刻地影响了最终的国旗图案，而此次座谈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五星红旗”之名最早出现的时刻。
对于这次座谈会，2009年10月，《党的文献》曾刊发《毛泽东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和国都问题时的发言（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由于这一文献标注为“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且“按原貌刊印”，加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也是一样的记载，这容易让人认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五星红旗”这一名称。
从这份档案中，还有一些间接证据可以说明问题。在毛泽东讲完后，大家鼓掌表示完全赞同。陈嘉庚发言表示：“我从东北回来就很关心国旗问题，我完全赞同毛主席所讲的第三十二图案。”梁思成同样表示赞成：“我觉得第三十二图很好”。随后，彭光涵用括号记载了在场的情况：“（其他人一致发言赞同第三十二图为国旗图样并一致鼓掌通过。）”从常理考虑，假如毛泽东曾将之称为“五星红旗”，其他发言人恐怕不会还将之称为“第三十二图”（即“复字第三十二号”），而彭光涵在记录其他人的表态时，也没有使用“五星红旗”之说。黄炎培在座谈会上也发表了不少意见，当日，他在日记中记载道：“夜，在毛主席住处（颐年堂）小组讨论：1.国旗，决定照毛主席提出的图式”，同样未记录“五星红旗”之名，但记录了国歌“决暂用田汉作歌、聂耳作曲义勇军进行曲”。以黄炎培日记之细，倘若当夜毛泽东语及“五星红旗”，应不会漏掉不记。
1949年9月26日，方案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形成报告，刊登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刊》第7期上，以供全体代表审阅。经方案审查委员会决定，关于国旗“拟采用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第三十二号图”，并附上了图案，标注为“复选第三十二号图（红地黄星）”。至此，尽管该图案的正式代号虽然是“复选第三十二号图”，但“红地五星旗”的名称已经呼之欲出。之所以会刊是“黄星”而不是“五星”，可能是由于该报告为黑白印刷，不似彩色印刷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那样一目了然，因此，为了方便代表了解情况而加以注解。严格说来，“红地黄星”不是旗的名字，而是一种说明文字。
毛泽东修改四个决议案草案手稿（1949年9月27日）
围绕这个草案，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四个决议案》，但最终表述与草案有所不同，删去了“红色象征革命，五颗黄星”几个字。关于国旗的条文表述为：“四、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就这样，“红地五星旗”成为新中国国旗的名称。
“五星红旗”之名的诞生
第一则史料是文字材料，即9月27日大会的原始记录稿。现存档案中，有一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大会记录》（以下简称《第六天大会记录》），简要记载了大会的过程。会议记录显示，大会程序第三部分为“讨论和通过议案”，其中第六项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即记录者原本写了一个“红”字，随即用两道短斜杠划去。
然而，记录者“听到有了新的说法”是什么时候呢？是大会讨论过程中代表提出来的吗？新华社电讯称：“上述各议案的草案在会前都经过了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单位周密协商，大会进行期间又组织了专门委员会广泛收集意见，审慎研究修改，所以今日大会的讨论，大部分的发言都是属于个别文字上的修改。每一个议案的通过，都引起全场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又有报道称，当周恩来“开始宣读关于国都国旗四个决议草案时，台下一片掌声，这意思是说不必再经过讨论了，已经都十分同意的了”，“仅十余分钟内在欢呼声中一致通过”，“光就国旗名称上，略有讨论，决定改红地五星旗称为五星红旗”。
关于国旗部分，记录有邵力子、梁思成、李烛尘、章元善、马健翎、田汉、周士观等人的意见。正如新华社报道所言：“大部分的发言都是属于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如邵力子提议“把国旗制法说明中‘小星’之‘小’字统删去”，章元善提议“把‘小星’二字可统改为‘小五角星’”等，且章元善的提案得到“全体鼓掌通过”。但其中也有代表对图案提出颠覆性意见的，如李烛尘即提议“把小星统不要，只要一颗大星做为国旗”。
那么，如果“五星红旗”不是在大会讨论时由代表提出的，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即周恩来在宣布决议案通过之时提出的。这一猜想可以得到第二则即音像史料的验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当时人民心目中的“整个世纪中的一件大事情”，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件大事情”。为此，中央派出了新闻摄影团队加以记录，同时，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也做了多场录音，其中就包括“第六天会场实况录音”。
周恩来的讲话录音是研究“五星红旗”名称问题的关键线索，其中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
其二，或许是周恩来当日内心过于激动，从录音中可以清晰地听到，他将“义勇军进行曲”误称为“义勇军进行军”。而《第六天大会记录》中，记录者忠实地记录下这个口误，将其记为“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军为国歌”。而且，他并未如听到“五星红旗”一样，当场进行修改。手稿上留下了将“进行军”之“军”字更改为“曲”字的铅笔笔迹，这应是后来核查记录时才发现修改的。
至此，可以根据上述史料大致推演当日大会情形。9月27日大会上，与会代表收到了印刷版《四个决议草案》，其中，国旗一案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黄星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并附有“国旗制法”。与会代表各抒己见，有的意见“全体鼓掌通过”，有的意见“无附议者”，而有的意见因为在此前小组讨论中已再三讨论过，由发言人“撤销本人意见”。最终，周恩来“逐项将主席团常委会提出之四个决议的草案提付大会表决，结果皆予通过”。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闭幕会，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由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宣言》在总结这次大会的成果时，指出：“我们的会议齐心一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再次明确新中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
结语
“五星红旗”之名自此即成为人们心目中新中国国旗最恰当的名称。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第一百零四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五星红旗”之名从此入宪，并在此后历次修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等法律中得到确认。这说明，“五星红旗”之名深入人心，在法制化制度化的层面彰显了国旗的重大意义。
（本文首发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2期，作者章舜粤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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